小田和正

比如，凯瑟琳•蔡勒(Kathryn Zeiler)最近撰文认为，美国法律实证研究中统计分析的硬伤(objective errors)几乎无处不在，包括错误地使用P值和统计显著性，错误地阐释回归分析结果，错误地应用统计结果，以及忽视结果发生所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等等。

大数据资源日渐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推动世界大步迈向大数据时代。[15]基于大数据开展的多种法律人工智能实践，尝试如类案推荐、量刑辅助与偏离预警等应用。

此外，继续重视对法律小数据的挖掘与运用，以及加强复合型研究人才的培养，也同样重要。一方面，大数据的分析手段如人工智能的算法本身就面临诸多技术陷阱，甚至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在黑箱中运作，[44]因此必须警惕其潜在风险。为了提高司法的公开水平，促进法学实证研究的发展，法学界需要呼吁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健全裁判文书发布的责任机制，加强对裁判文书不上网的审查力度，大力推动并真正实现裁判文书网络发布的应上尽上原则，[34]促进裁判文书网不断由大量数据平台向大数据平台转变。[17]其中，有学者就如何开展大数据法律研究，提出了有启发性的见解。因此，尽管特定领域、特定区域的分类数据可能较为齐全，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当下的法律大数据，虽然数据量可能较多，许多领域均可能有20-70%左右的全国性或全局性数据，但其实仍多是大量数据。

[38]在大数据挖掘、整理、分析方面，目前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统计方式和数据科学方式，而与统计学相关但又颇为不同的机器学习方法也已崛起并运用于大数据分析之中。例如，律师（律所）利用法律大数据进行律所管理、成本控制以及诉讼（律师）费用的评估、预测，[8]律师、当事人利用大数据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团、[9]进行诉讼结果预测。[94]所谓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缉隐蔽且无直接被害人之犯罪，侦查人员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诱使被诱惑对象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

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参见汪劲：《我国环保法律实施面临的问题：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认识——对30个省份法院和检察院万人问卷调查的比较分析》，《中外法学》2007年第6期，第735-747页。[64]有研究指出，应赋予公民出于道德良知的判断（或特殊行业的执业者出于职业道德）而故意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权利。法律实施既要仰赖上述力量，又可能被上述力量影响破坏。

物质保障的不足，没有足够的警力、办案力量，缺乏良好的装备，办案经费不足等物质因素也严重制约着严格执法的落实。正如富勒所言，简约性是法律的内在美德之一。

第一，法是用抽象的规则调整具象的社会关系。以往的研究对于法律实施具体环节或领域的原则曾做出探讨。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立法者并不指望法律会被付诸实施，通过法律宣布某种行为为违法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但其依然有表明立法者反对某种罪恶或者错误行为的功能。有鉴于法律实施对于法治的重要价值及其对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突出的时代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尝试聚焦法律实施的基本原理，就法律实施的一般特性和基本原则进行探索和提炼，就教方家。

政治力量是中国法律实施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在法治建设的初期，执政党的主导和政策的号召与推动，大大促进了法律的实施。特别是个案中的公众判意舆论，其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于司法个案处置的主流性、主导性意见，不仅体现了公众对司法个案处置的评价与期待,更蕴含着公众复杂的社会愿望和社会诉求。正因为法律有了以强力为保证的外在约束功能，成文法才能够不仅仅停留于意志层面，而具有对社会成员行为和利益关系进行调整规范的强大作用。情法矛盾[139]是一切国家法律实施中的难题所在，在我国更是法治运行的瓶颈性矛盾之一。

法律法规所进入的空间绝非空白，相反，它是一片由形形色色的社会规范所管控的社会空间。[71]参见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67-178页。

足够强大的互惠利他机制的存在，足以替代法律的强制。2.公力救济不得滥用 当前中国，同时存在着权力膨胀意识和权利意识过度两种情况。

[42]参见秦国荣：《法治社会中法律的局限性及其矫正》，《法学》2005年第3期，第33页。【注释】 *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这些基本原则及其中的具体原则构成了法律实施的法理群落。而就法律漏洞而言，法学理论和实践已经发展出多种途径和方法来减少和弥补。这里的知识不仅包括法律知识，还包括社会知识。依法实施所依之法，是指国家法律明确确定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也包括其他有权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58]参见胡建淼：《法律适用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39页。法治的诸多效果的释放、安定的社会秩序、稳定的主体预期，往往有赖于法律的持续稳定的实施。

[33]参见周旺生：《法理探索》，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页。过度强调全面实施也可能导致法律实施成本过大而有违效益原则。

但不仅目标多维必然难以在个案中兼顾，而且常规司法资源也并不足以应对高发的社会矛盾。[4]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5期，第22页。

[46][德]P.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其二，近年来，一种新的选择性守法的形式伴随着权利意识的勃兴而愈演愈烈。从宏观层面看，只要社会仍处在基本平稳的秩序状态，就有理由相信，存在一个既有的利益均衡。张乐：《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估方法与技术:一个混合方法论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85-93页。

四、研究展望 本文尝试梳理和提炼了法律实施的规则依赖性、对人依赖性、资源依赖性和易受干扰性四项一般特性，以及法律实施的依法实施原则、全维实施原则、公平实施原则、诚信实施原则、效益实施原则以及谦抑实施原则。[1]实际上，法律实施的意义不仅于此，它甚至决定着法是否为法。

具体来看，例如在司法层面，司法系统始终被视为国家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院被期待积极地扮演推动社会转型与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行政约谈作为行政指导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非权力属性。

[111]私力因素可以减轻法律控制的负担并降低法律控制的成本，正因为如此，在有良好自治传统的社会中，国家强制力可以降到最低限度。立法中如果明确了其他法律渊源，[59]也构成依法实施所依之法。

但在法律实施中，现实地存在着社会成员间显著的差别，简单的平等实施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是因为，公权力的应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保障人民的正当权益，而公权力又具有侵益的更大可能，因而更需要实施主体不仅依法实施，还要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强化自我规范和约束，有效保障相对人权益并给予相对人稳定的预期。但法律实施是具体的、过程性的。（二）全维实施原则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飞速发展，一个更为值得强调的准则应当被确立为法律实施的基本原则：全维度实施原则。

罗豪才、周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软法治理》，《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第125-130页。第一，多元保证力量发生作用的方式和进路是多样、多层次的，不同的实施保证力之间具有相互影响：既可能是相互补强也可能相互中和。

法律实施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实质性指导作用。其二，法律实施问题具有非常广阔的论域，实际上，还可以从更多维度对法律实施进行划分。

[57]胡建淼教授从法律适用层面阐述了其基本原则，包括融通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形式正义原则和可接受性原则。从司法的角度看，将诉讼塑造成为规范的理性沟通平台，能够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